经济学家展望2025:迎接确定性增长
特朗普2.0时代的中美关系如何?2025年的全球经济会面临哪些风险?中国的宏观政策会如何再调整?房地产转型到了什么阶段?……
岁末年初,中国经济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既需要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同时也要解决内部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 下,中国经济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实现转型升级,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行业领袖和经济学家们在愿景思享年会上集体回应了这一时代课题,共同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把脉定向,为2025年建言献策。
世界经济将持续处于低增长状态
在全球经济持续低增长的背景下,2025年的世界经济无疑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多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重组,都为未来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2025年世界经济将在不确定性中踌躇前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在展望2025年世界经济时如此表示。他总结了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2025年的世界经济将持续处于低增长状态;第二,特朗普2.0时代和全球贸易战;第三,2025年经济形势最大的问题是不确定性。
对于“低增长”的主要原因,朱民认为,一方面是疫情的冲击,另一方面是全球劳动生产率普遍下降。
与此同时,朱民预计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也会进一步下降,会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财政赤字是未来一个巨大的风险,而伴随全球公共债务的不断增长,金融风险也在不断加剧。
朱民认为,巨大的不确定性将对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冲击,基线预测水平下可能造成全球GDP约0.3-0.5%的损失,导致全球贸易活动减少,贸易波动上升,贸易增速下降,贸易占GDP比重将下跌,同时,全球供应链扰动与调整,制造业成本上升,制造业流动不确定性上升,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面临高债务利率困难和融资困难。
这些将使得全球经济进一步分裂,脆弱性急剧上升。
“我们不是生活在纯经济的社会里,而是生活在政治经济、地缘政治的环境,生活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这是我理解的2025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朱民如此总结。
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从经贸角度探讨了国际贸易的未来,他认为,特朗普二次上台后,“美国优先”的政策不可能改变,将会对国际贸易设置重重障碍。他认为,国际经贸博弈将是一场“持久战”,在防御和相持过程中,在经济、科技、安全等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机遇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政策走向和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具有重要影响。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焦捷认为,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高质量增长,致力于消除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培育壮大至关重要。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艳林也认为,在工业尤其是制造业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压舱石”的基础上,新动能正在加快培育成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3D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均快速增长,一批大国重器、重大成果在不断涌现,新质生产力正在加快形成。
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正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首先,科技创新是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互联网巨头企业纷纷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其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服务业也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金刻羽表示,服务业贸易将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机会,服务业贸易从1998年至今上涨15倍,以这样的趋势下来,未来几十年超过50%的贸易都将是服务业贸易,而不是传统的贸易。
她分析认为,这一趋势有可能加速的原因,是大语言模型的兴起,以及人工智能和数字技能进步,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市场之一,其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能,也为全球服务贸易的繁荣作出重要贡献。
此外,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要发挥民间资本的积极作用。尹艳林在年会上强调,要让更多民企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适当提高民间资本出资比例。这不仅可以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还可以促进市场竞争和产业升级,未来随着政策环境的不断优化和民间资本的持续投入,新产业、新业态将为中国经济提供更多新的增长点。
“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明显,还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有待释放。”尹艳林表示,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持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只要有效应对,加大调控力度,提高政策整体效能,就一定能够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凭借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全产业链优势、人才优势等,尽管中美经贸博弈将是一场“持久战”,但在余淼杰看来,中国的比较优势非常清晰,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如果说当今世界不确定性中最大的确定性,那就是中国会坚持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在中美博弈中最终胜出。他指出,未来中国将在全球经济舞台上持续展现引领性作用,并收获更为广阔的发展机遇与合作空间。
明年宏观经济政策走向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给了一些指向性的东西,还出现了很多第一次的表述,包括“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上一次货币政策适当放松是在2009年和2010年,此后十几年间,“稳健的财政政策”被“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取代,这种政策组合是首次出现,确实给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一直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发力、精准施策,对于促进经济增长、防范化解风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2月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打好政策“组合拳”。此前,财政部也已表示,实施更加给力的财政政策,积极利用可提升的赤字空间,人民银行也已表示,将继续实施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在年会上提出,财政政策有必要实现四个优化:赤字率突破3%、从盯住赤字率转向支出增速、从减税降费转向扩大支出、从重投资转向投资与消费并重。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张健华则强调了货币政策的灵活适度。
“明年的货币政策方面肯定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力度,”他指出,明年货币政策既需要数量型工具,更需要价格型工具。通过灵活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数量型工具以及利率、汇率等价格型工具,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和流动性合理充裕,为实体经济提供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对于当前的宏观政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为了防止经济短期内下滑,需要通过政策刺激提振消费需求,但相对于刺激规模,更重要的是在哪些领域去刺激、如何刺激,才能够有效解决消费不足的结构性偏差问题。
因此,刘世锦建议,治标的同时更要治本,在推出刺激政策的同时要协同推进结构性的改革。一项重要改革,是以扩大中央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事权为突破口,加强社会保障和提升人力资本的能力建设,而另一项重要改革,是以城乡结合部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流动、融合发展,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
今年9月开启的一揽子增量政策,让中国资产价格迎来重估,A股一度出现大幅度上涨,关于金融市场的改革,中国贸促会原副会长、中国证监会原主席助理张慎峰表示,要实现让差公司尽快退市,让好公司尽快上市,让融资者得到更快发展,让投资者得到更多回报,使市场成为基础制度更加完备、市场功能更加强大、综合监管更加有效、投资者利益保护更加充分的市场。
武汉⼤学⾼级研究中⼼主任、北京⼤学数量经济与数理⾦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龚六堂也认为,资本市场要健康发展,除了解决融资之外,更重要的是怎样通过资本市场发挥财富效应作用,使得居民财产性收入可持续增长。
“我们应该对2025年中国经济充满信心,我们的好医生非常多,而且开出了非常明确的药方,只要照方抓药,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关于明年经济增长,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如此表示。
房地产企稳已经开了一个好头
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绕不开的话题,其健康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然而,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增加,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对于当下市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认为,现在的房地产数据有所好转,一线城市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距离完全企稳仍有距离,还需要加政策,加措施,加改革。
在仇保兴看来,企稳不是回到过去高价,而是要找到新的均衡,稳房产没有完美的一次性方案,要不断地调整、相继出台政策,企稳的可能性就增大了。
在这个过程中,要防范房价出现持续下跌,“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就是连续的政策错误导致的,明明看到了泡沫正在趋向破灭,这时候加息加税等于捅了一刀,泡沫突然破裂了,东京房价从最高峰暴跌了70%,给日本带来了二十多年消费停滞,这是很危险的。”仇保兴认为,如果房地产调控有效,房子的价格上涨应低于老百姓的收入上涨,随着时间的推移,房价收入比就会趋缓,现在我们已经转入另外一个阶段,要保证房价下降速度越慢越好、越平和越好。
著名经济学家马光远也充分肯定了房地产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我认为2025年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挑战是房地产,房地产能不能稳住,这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外部的挑战。”他表示,股市和房地产财富收缩效应对消费影响非常大,如果一个家庭补贴两万块钱的装修,那个拉动会很大。
对于当下市场,马光远判断称,最起码一线和热点二线的市场伤口在慢慢修复,预期在回归,很多房地产市场的指标其实调整过度了,目前市场新的均衡已经达成。
对于未来的行业走向,仇保兴认为,房地产行业发展新模式是动态的,未来的房地产不确定性因素在加大。政府应该从过去管老百姓房产消费,转向管房地产开发商、建造商造的房子好不好、财务上有没有漏洞等。过去我们学习香港的期房模式,现在要逐步转向现房,这个过程也要一步一步走,不能突然转变。
对于未来的政策出台,他认为,中央已经把房地产调控权明确交给地方政府,只要把工具箱和责任交给地方,地方会创造许多新的工具出来,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很多站得住脚并能推广开来的经验都是各个地方创造出来的,未来还有许多政策工具有待地方创造出来。
“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被全面低估了,”马光远认为,房地产不是旧的生产力,房地产里面的新质生产力含量非常多,很多新的产业和新的技术应用,最大最好的场景仍然在房地产。
迎接确定性增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但凭借坚实的经济基础、明确的政策导向和不断涌现的新动能,2025年的中国经济将迎来确定性增长,并持续保持稳定向好的发展态势,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正能量。■